其實郭邕想要引起張岱的關注，只憑前半部分針對管城的管理設想就足夠了。哪怕一些觀點還只是紙上談兵、泛泛言之，但在思路上也有值得采納的地方。
至於最後加上的這一篇《功德紀聞》，對張岱而言則就有點過猶不及了。他所樂於結交的是有能力、有抱負且志趣相投的同道中人，卻並不是給他大姨網羅搖旗吶喊、拼命造勢的爪牙嘍囉。
或者說，這種事咱也可以幹，聽我安排行不行？這郭邕態度如此積極踴躍，無疑體現出其人性格里是有急於求成的一面，為了個人的功名利益，底線設定的比較靈活。
張岱剛剛不久前還在洛陽遭到了高承信的背刺，對於類似的性格多多少少是有一些戒備的。
不過話說回來，人至察則無徒，如果一個人性格不夠偉岸無私，那便不與交流與合作，那這一輩子也休想有什麼朋黨、搞什麼團隊。
包括高承信，雖然之前張岱在其家中將這傢伙罵的狗血淋頭，但之後仍然可以繼續往來，只要彼此所掌握的資源能夠互相成就，那又何樂而不為呢？
之前翻臉那是因為這傢伙做事沒尺度，想要以小博大，偷偷帶出王毛仲的女兒便想把張岱綁上他的車、一起對抗北門兩家。
可如果他能提出一個扶植張岱做北門老大、逐步取代王毛仲的計劃，張岱自然樂得一起幹。
同理張岱如果天天帶高承信逛青樓、給他性賄賂，再好的交情怕不是也得鬧崩！因利益結合發展起來的關係，首先要明確的一點就是各取所需。如果給予的和想要的不成對比，若還不翻臉，真當兩口子過日子了？
於是張岱將這篇《功德紀聞》暫且收起，針對郭邕所提出一些設想又給予了一些自己的意見。
郭邕固然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但是由於本身沒有行政管理的經驗，所以一些看法就過於的理想化，且過於瑣細，考慮不到執行方面的成本和效率問題。
張岱在這方面固然也沒有太過豐富的經驗，但在後世也有不少的認識積累，來到這個世界又受他爺爺的耳濡目染，對於一些問題的認識也都比較具體。
唐代的政令和管理經驗，在針對管城這種商貿經濟過於繁榮的地區是不怎麼適用的。在城市管理方面，單單一個宵禁制度就極大的壓制了民間經濟的活躍性。
尤其隋唐上層統治者還有一個地域性的偏見，那就是不喜歡山東地區過於繁華，以至於衍生出許多自相矛盾的操作。
隋文帝因惡汴州殷盛，派遣官員大加整頓，禁遊食、抑工商，對於船戶、僑人等脫產者勒為聚落、逐令歸本，罔顧此境所擁有的地理優勢，一味呆板的執行重農抑商策略。
隋煬帝開鑿大運河，客觀上促進了南北的交流融合，但同時也非常警惕、不希望河南地區出現大的經濟聚落，一度撤掉汴州以鄭州領管。
統治者們警惕地方的發展，但人民群眾總能找到正確的方向，隋末瓦崗軍便依託汴渠實力快速發展壯大，並攻佔沿途的黎陽倉等重要據點。
唐代對於河南地區的發展同樣是比較矛盾糾結的態度，這種糾結體現在各種政策性的改革往往主動性不高，都是在現實需求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才會被動的做出一些調整改變。
這其中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張岱去年上書的漕運改革，漕運改革必然要牽涉到運河沿岸人力物力向著效率化進行調整，釋放一定的民間活力。
但是漕運真的有必要改的那麼有效率嗎？在此之前是沒有必要的，江淮租物早一天、晚一天運來區別也不是很大，反正京中公卿都能吃得腦滿腸肥。至於運河上忙碌的那些船工丁役們，三個月的活兒給他們改成兩個月，剩下的一個月怎麼安排？
可是在封禪結束之後，北方的各類積儲消耗一空，再加上天災給北方生產造成的破壞，已經變成等米下鍋的狀態，那江淮物資自然運的越快、運的越多就越好！
這是大唐政治一個基本的執行邏輯，瞭解了這一點再去探討各種政令變革才有意義。
很多不合時宜、跟不上時代變化的政令並不是因為當權者愚蠢遲鈍，而是沒有必要改的太好，一旦各種社會力量過度的活躍，對統治系統本身就會造成不小的衝擊。
由此再來看管城的管理，自然處處都透露出不合理的地方，固然商貿氛圍濃厚，錢貨彙集、買賣頻繁，但城池的管理卻是一種非常低效的狀態，資源的分配也充滿了不合理。
每年只有在江淮租物行經的一兩個月才會用上的輸場佔了城內極大的空間，而其他利用率更高的行當則幾乎沒有立錐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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