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文學界的先賢早已離世，但他們的傳人和後人還活躍在沙俄文學界。
《在人間》如此明確地指出這個問題，並毫不避諱的進行批判，勢必會引起這些人的大肆反對。
《新世界》背靠的沙俄財團裡有不少這個制度的擁躉和受益者，和它相關聯的文人集團也基本傳承自杜斯妥耶夫斯基他們。
《童年》裡有這個問題，但問題不大，大家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沒人會和金錢過不去。
可《在人間》直接把問題擺在檯面上說，外加瑞典文學院的那次公開課，北川秀又直截了當抨擊了另一大西方勢力“白左群體”。
伊戈爾是真擔心稿子會被《新世界》扣下來，或者乾脆進行大幅度修改後再發。
“北川老師希望我能繼續翻譯，還把自己的手稿寄給了我。
這是因為他足夠信任我，那我也得肩負起這個責任才對。”
伊戈爾不讓阿列克謝過早去通知編輯部，只是簡單說了下這個問題，以及他的翻譯難度。
在弗拉基米爾這兒，他才原原本本把問題的嚴重性給說了一遍。
“聽你這麼說，我甚至覺得最符合出版資格的《現代人》可能也接不了這個燙手山芋。”
弗拉基米爾面色凝重，明白了伊戈爾的顧慮和擔憂。
至於對方為什麼會找上自己。
因為他恰好是實權人物裡最有可能幫到這本書，也最有立場和理由幫忙的那個。
弗拉基米爾和大多數的沙俄權貴不同。
他出身於一個普通工人家庭，母親是名工廠女工，父親則在海軍服役過。
初高中時期，他的理科成績很一般，但文學和政治成績非常好，這也是他非常熱愛文學的原因。
從特工轉型為政客後，弗拉基米爾一手打掉了多個沙俄寡頭，將那些尸位素餐的傢伙們一個個送進了監獄。
他之所以能身居高位的同時幹這些利民利國的事，全賴他有過類似阿廖沙的童年、青少年經歷。
那些支援專制制度的人，也大多是他的政敵和對頭。
在沙俄，政治和文學緊密相連，沒有官方大佬的撐腰和背書，很多文學家根本不敢隨便發作品。
伊戈爾找他，就是希望弗拉基米爾能為阿廖沙自傳體三部曲背書。
“《現代人》肯定不願意。他們背後的財團寡頭可是當年的‘餘孽’。”伊戈爾不屑地撇嘴道，“我認為能接管這部系列小說的，現在只剩下您親自掌控的莫斯科國際出版社了。”
莫斯科國際出版社就是沙俄的官方傳媒，類似隔壁的XX日報。
弗拉基米爾目前掌管國家的所有安全監管部門，重中之重的媒體自然也在他的管轄範圍內。
不過莫斯科國際出版社目前只出版官方檔案、報紙雜誌和官方小說，還從未有過出版純文學作品的先例。
“這本小說，真有你說的那麼...敏感嗎？”弗拉基米爾心動了，但要說服莫斯科國際的那些頑固老頭，也得費不少力氣。
他得有比較充分的理由才行。
“這是我臨時翻譯的一小段，請您看看。”早有準備的伊戈爾立即遞上了幾張全新的稿紙。
弗拉基米爾接過來直接讀道：“有一天，老保爾一身溼透了從城裡回來，秋天老下雨，他在門檻處像麻雀似的渾身一抖，鄭重說道：‘嘿，你們兩個閒人，明天就得收拾東西挪窩！’
‘又要趕我們去哪兒？’外婆生氣問道。
‘去你妹妹馬特里奧娜那裡，去她兒子那裡...’
‘虧你想得出來！’
‘住嘴！蠢貨！你們在我這兒騙吃騙喝多久了！去那裡，或許他還有機會成為一名繪圖員。’
外婆一聲不吭地低下頭。
晚上我告訴柳德米拉，我要去城裡，要去那裡生活。
‘我也很快要去城裡。’她說話時卻是滿臉恐懼，‘爸爸想把我這條好腿也截去賣了，說這樣日子會好過一些...’
整個夏天，因為失去了一條腿，她瘦了不少，此時說起這條好腿，她臉色發青，眼睛變得更大。
‘害怕嗎？’我問。
‘害怕。’她說，不出聲地哭泣了起來。
我不知道該用什麼話來安慰她，我自己都害怕去城裡生活。
我們身子緊緊依靠在一起，默默地在惆悵中坐了很久。
要是在夏天，我會勸說外婆去流浪討飯，就像她年輕時那樣，那就可以把柳德米拉一起帶走了。
我可以把她放在手推車裡，她不用擔心少了一條腿的問題。
但這是秋天，街上吹著潮溼的風，天空密佈著烏雲，大地皺著臉，變得骯髒而淒涼。
......
當我終於鼓起勇氣敢和外婆說柳德米拉的事情時，她卻先一步去了城裡。
‘這是好事，阿廖沙。’外婆這麼安慰我。”
讀到這裡，弗拉基米爾一邊讚歎著北川秀的細膩筆觸，一邊忍不住點頭道，
“這確實是一件好...”
然後他頓住了。
“‘這是好事。’我也試圖這麼安慰我自己。
直到我看見一輛載著垃圾的破舊手推車來到我的面前，早已沒有了生氣，也並不完整的柳德米拉就像個破布娃娃被丟在裡面。
‘這不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