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響比預想的要熱烈許多，有幾位年長的鄉親還主動找到林硯，表示願意支援這個課堂繼續辦下去。
與此同時，阿依夏也在茶館一角佈置起了“多語心願樹”。
孩子們用不同語言寫下自己的夢想，粘在葉子上，掛在枝頭。
有人寫著“我要學會講好五種語言”，也有人畫出自己想象中的未來學校——那裡沒有圍牆，只有一群孩子圍坐在一起讀書寫字。
林硯看著那些稚嫩的筆跡，心頭湧起一種從未有過的踏實感。
他知道改變不會一夜發生，但種子已在土壤裡悄然萌芽。
就在一切看似朝著希望的方向前行時，電腦裡一封來自自治區教育廳的郵件靜靜躺了下來。
標題赫然寫著：
“關於設立雙語教學試點基地的建議”
林硯點開郵件的手停頓了幾秒。
他沒想到，一場始於門縫裡的光的小課堂，竟能引發如此深遠的漣漪。
窗外的風輕輕吹過茶館門前懸掛的銅鈴，叮咚作響，彷彿是誰在輕聲鼓掌。
而此刻，在他身後書架最底層，一本泛黃的筆記本靜靜地躺著——那是爺爺留下的日記本。
封面已褪色，邊角微微卷起，像一段塵封的時光等待開啟。
他一頁頁翻著，字跡略顯潦草卻有力，記錄的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喀什剛解放時的點滴：各族群眾如何一起修渠引水、建校辦學；漢族幹部和維吾爾族老鄉如何手把手地種下第一棵榆樹苗；還有那年冬天，漢、回、維吾爾等多個民族的年輕人自發組織起掃盲班，教村裡的孩子識字唸書……
林硯的指尖停在一頁上，那是爺爺寫於1953年的日記：“今天，艾買提大叔把家裡的羊殺了，請全村人吃肉，說‘咱們是新社會的人了，不分你我’。我看著他笑著給王老師斟酒，忽然明白，文化不只是手藝、不是建築，更是這種彼此信任的眼神。”
他怔住了。
原來，真正的“非遺”，不僅是那些瀕臨失傳的手藝，更是一種精神，一種記憶，一種流淌在人們血脈中的團結力量。
窗外傳來熟悉的腳步聲，阿依夏走了進來，抱著一摞彩紙。
“聽說你在找故事？”她笑著問，“我準備做個‘多語心願牆’，想聽聽更多人的回憶。”
林硯抬起頭，眼神亮了起來。
“我想做的，不止是收集技藝。”他說，“我想記錄這片土地的記憶，讓它活下來，傳下去。”
當天下午，林硯召集了團隊，在老茶館門口掛起一塊牌子——“老街記憶採集站”。
庫爾班叔叔帶來了他的攝像機，除錯著鏡頭。
“這可是我拍紀錄片時用的老夥計。”他說，“現在派上用場了。”
第一站，他們決定去找吐遜奶奶。
她是巷尾最年長的居民，據說親眼見證了喀什從戰亂走向和平的過程。
但她一向低調，很少對外人講過去的事。
當林硯一行人敲響她的門時，老人只是淡淡地笑了笑，端出一壺熱茶，擺上幾塊乾果餅。
“你們想知道什麼？”她問。
林硯沒有急著提問，而是陪她坐在院子裡曬太陽。
那天風很輕，陽光落在她滿是皺紋的手背上，像是鍍了一層金粉。
幾天後，阿依夏帶著一匹剛染好的艾德萊斯綢來探望她。
吐遜奶奶摸著綢緞，眼睛突然亮了起來。
“年輕時候，我也織過這樣的花毯子。”她說，“那時候啊，織一天能換一升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