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永安縣在地理位置上太過優越，向東為東京開封府，向西為西京河南府。在當世兩大雄城汴梁城和洛陽城之間，不過十幾年光景就被連帶著迅速發展起來。
在去往永安縣的這幾日，趙煦一直在馬車上鑽研王安石的新政。之前為了在朝中避開親近新黨的嫌疑，他主動將之拋開，這會太皇太后遠在京城，四位舊派宰執又都不在，完全不用顧忌什麼。
歷史上王安石力主推行的新政，因為是在神宗朝熙寧年間，又稱熙寧變法。
在熙寧變法之前，仁宗朝慶曆年間范仲淹、富弼等人就力主推行過一次改革，史稱慶曆新政。
慶曆新政趙煦在未出汴梁前就早已瞭解，改革內容包括澄清吏治、富國強兵、厲行法治。改革重點主要在澄清吏治在，這一項就有嚴明官吏升降、限制官僚濫進、嚴密科舉取士、慎選地方長官和平均公職田產。
這一項項舉措都直指大宋開國之時施行的一職多官，大興科舉、採用恩蔭制、奉行“恩逮於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籠絡政策。
也就是所謂的“冗員”，冗員造成官僚機構龐大而臃腫，互相之間職權不明，於是官員多貪戀權位，互相推諉扯皮，行政效率頗為低下。
所謂因循不改，弊壞日甚。
變法的出發點是極好的，在屢敗於西夏，契丹人趁火打劫，農民起義和兵變一年多於一年，一夥強於一夥的情況下。宋仁宗也銳意進取，強推改革。
但因為澄清吏治觸動了龐大計程車大夫階級的根本利益，慶曆新政就算是在仁宗皇帝和一大批有真才實學的中樞重臣推動下，不過一年四個月就宣告失敗。
武侯對於范仲淹的眼光還是很讚許的，他確實看到了大宋的一些弊病所在。不過慶曆新政在整頓官僚機構的幾項措施，用歷史的眼光看是調整範圍不大的一種的革新。至於其它諸如“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搖役”，更談不上徹底的改革。
但這次改革的推行還是遭遇了難以想象的阻力，讓仁宗皇帝最終產生動搖，范仲淹為首的變革派也變得信心不足，可見大宋自己“造”出來的歷朝以來最龐大計程車大夫階層能量太大了。
二十多年之後，更加有變革精神，變革舉措更加徹底的王安石在和神宗皇帝陳述變法時，直接繞開澄清吏治選擇從經濟入手富國強兵也只能說是無奈之舉。
但是，這同時又引發了另一個問題。
在大宋已經貪腐相當嚴重，行政效率如此低下的情況下，不澄清吏治，如何能保證新法能夠正常、有效的推行呢？
趙煦在馬車的顛簸下翻了好幾遍基本沒有任何關於吏治的改革。
相比慶曆新政，武侯認為熙寧變法是更為徹底，更加行之有效的變革舉措。但它仍然有巨大的缺憾，沒有先澄清吏治再推行新法。
最終失敗似乎也是必然。
可是，這似乎又陷入了一個死衚衕。要澄清吏治其他的舉措根本就沒有機會推行，龐大計程車大夫集團的阻力會讓變法直接失敗。
可不澄清吏治，變法的大部分舉措就無法正確的有效的推行，最終結果大機率也是失敗。
環環相扣，一環一環下就推向了死路。
“難不成真的只能推倒重來？”趙煦長長嘆了一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