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到永安縣的前一天，趙煦將蘇軾叫上了馬車。
連續騎馬多日，哪怕是曾經寫下左牽黃，右擎蒼，老夫聊發少年狂的蘇大學士下股也被磨得生疼。
不過這不是趙煦讓他上馬車的主要原因。而是蘇學士可能是眼見朝中大員中最瞭解新法在地方推行情況的人。
要知道蘇軾在宋神宗推行變法之初，就是朝中反對王安石最強烈的人之一，為此一路超過司馬光等人扛起舊黨的大旗衝鋒陷陣。
不僅多次與王安石對簿公堂，還憑藉出眾文采多次上奏談論新法弊病，於是被執政的王安石趕出了朝廷，蘇軾自請杭州通判。
通判是僅次知州的地方大員，而這時又是新法施行之初，地方施行新法說是親眼所見也不為過。
之後又在密州、徐州、湖州等地擔任知州，算是必須得遵照朝廷旨令推行新法的執行人了。
這段時間蘇軾親眼目睹新法施行水土不服下鬧出的種種事端。
及至烏臺詩案，蘇軾鋃鐺入獄，脫難後再到地方任黃州團練副使，開始漂泊，後來神宗駕崩，太皇太后臨朝聽政，舊黨掌權，他得以短暫回到朝廷。但又因反對舊黨要盡廢新法掀起黨爭，再被趕出朝廷。
先後又到汝州、鄧州、常州和登州，這經歷可謂是豐富了。完整的在地方見證了新法的施行與大部分新法的廢黜。
趙煦邀蘇軾上馬車，正是要與之討論新法在朝廷和地方上的利與弊。
“蘇學士，我曾看過司馬光大量的奏章和文書，其人是個穩健的保守派，所謂祖宗之法不可棄，強調‘養民’的重要性，主張不要增加百姓的賦稅，使其厚積薄發。而國富兵強之途，減少朝廷開支積累餘財才是正解。你以為這樣可行嗎？”
蘇軾剛小心的在馬車上坐定，股下還有些生疼，聞言忙拱手道：“官家，‘養民’之說臣以為有其可取之處，但朝廷要做到這一點很難。因為應對龐大的戰爭開支，以及規模、數量都超過前朝的官僚系統。財政吃緊又只能取之於民，談何‘養民’呢？再者說減少開支積累餘財也要上行下效才行，如今貪腐之風自仁宗朝就日趨嚴重了。”
“蘇學士所言甚是，所謂精兵簡政，吏治清廉才能國富兵強。那王安石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又如何呢？”趙煦看向蘇軾。
“這……”蘇軾躊躇了一下，“王相公這未免太過極端。”
趙煦微微一笑卻沒有再提王安石，“蘇學士我讀過你為駁斥新法寫的《上神宗皇帝書》，洋洋灑灑萬字之多。今日再看，是否還覺得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
蘇軾微一愣卻是直接點頭。
在後世看來這種觀點簡直可笑，可在大宋乃至大宋之前的多數文人士大夫看來這其實沒什麼不對。
因為中原王朝的存續還真是在道德之深淺，而非強與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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