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之前哪怕是五胡亂華，烽煙四百年的南北朝，王朝正統也沒有亡於外族的先例。歷朝歷代之興盛衰落與朝廷和民間道德之綱常是否還有存續有直接關係。
而影響百姓遵守道德綱常的條件就在於朝廷賦稅和吏治。蘇軾以為正人心、厚風俗，朝廷輕徭薄賦，國家必會日趨強大。
別說是蘇軾，在後世，法國啟蒙思想家、法學家孟德斯鳩都認為這十分有道理，他在《論法的精神》裡說：“蠻族幾乎只受大自然和氣候的支配，中國人受風俗的支配。中國政體大獲成功，原因在於一絲不苟地遵守禮儀，只要找到了一絲不苟地遵奉禮儀的的方法，中國就可以治理得很好。中國政體一旦被拋棄，道德一旦淪喪，國家立即就陷入無政府狀態，革命隨即爆發。”
這些歷史興亡的教訓幾乎都在王朝盛衰間得到了驗證。
這或許也是歷朝以來法家永遠形隻影單的原因，經驗教訓都在明示，法令繁多是亂世的標誌，單靠法制不足以治天下。
只是很不幸，大宋是中國歷史上唯一被外族滅亡的中原王朝。北宋被金國女真人所吞沒，南宋則亡於蒙古。
當然這都是後話，蘇軾不可能知道，所以他對此是深信不疑的。當時被上書彈劾的王安石也無力反駁這句話。
諸葛亮自前世而來，不是後世，也無從知道兩宋皆亡於外族。
但諸葛亮是法家出身，所謂盛世可用道德風俗為主導不假，到了弊端良多，綱常將崩壞之際，就必須也只能依靠律法了。
“蘇學士，這點我以為不盡如此。所謂亂世須用重典，大宋如今幾與漢桓靈二帝時一般無二。百姓暴動和地方兵變一年多於一年，一夥強於一夥你應該比我清楚啊！”
趙煦想盡力改變蘇軾的觀念，因為眼下他能用的人屬實不多，蘇軾既是博學之輩，忠義之士，又是影響深遠的大文人，將來要倚以為臂膀的。
蘇軾嘆了口氣，他何嘗不知朝廷隱患實多，不革新不亡於外敵也要亡於內部。從本質上講，他也有改變現狀的強烈訴求，只是更傾向於和風細雨的漸進式改良。
所謂亂世用重典，他不贊同。
“官家你莫不是真要如王安石一般要強推新政？”蘇學士已經顧不得下股的疼痛，在顛簸中急切來問。
趙煦搖了搖頭，“王相公熙寧新法雖好，可弊端也有，要廣而推行，阻力暫且不提。就是想自上而下，有效的執行下去，我看眼下都未必有這個條件。”
蘇軾聞言不由大喜，“官家，臣歷任多地知州、通判，經歷了熙寧新法的推行和廢黜。要說王相公卻有獨到之處，新政亦非全不可取，然而推行到地方確實是會滋生諸多問題。”
“這正是我邀你上車的原因，非蘇學士不能知變法全貌啊！”趙煦笑道。
由方才的一時緊張放鬆下來，蘇軾倒也開起了玩笑，“我還以為官家是體恤老臣路途辛苦，這才要載我一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