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午時，皇陵周邊的院落、大街並沒有升起炊煙。
趙煦絲毫不覺得有什麼奇怪，他一直都是一日兩餐的習慣，事實不止是漢末三國，從春秋戰國到隋唐五代，一天兩餐這種艱苦樸素的傳統已經在九州大地上維持了一兩千年。
所謂的兩餐也就是早餐和晚餐。哪怕到了這個時空，他也一直都是如此。
當然，這個時代區別也不是很大，絕大部分人仍是一天兩餐。這是由勞作方式和物質水平決定的。
一天兩餐吃的總量未必就比一日三餐少，但勞苦大眾要去農田勞作，落後的器具和交通工具的缺失會讓中午回家做飯浪費大量時間。久而久之也就沒有中午吃飯的習慣。
但是宋時商業、手工業十分發達，除農業之外，商販和大量手工業從業者數量相比漢唐時劇增。他們的生活和勞作方式與農業勞作者差異較大，於是開始有人吃三餐，並小範圍流行。
當然，除他們外王侯將相和士大夫階層物質更加充裕，工作時間和方式顯然更自由，吃三餐的習俗形成更早。
蘇軾早年在川中老家讀書時就一直是每日兩餐，後來考中進士做了官，生活條件有所改善慢慢養成了一日三餐。因烏臺詩案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後，待遇大不如前，可習慣已經養成，為了中午能多吃一頓，甚至親自去開墾坡田，這也是東坡先生的由來。
“永安縣城略顯破落了，”繞著縣城轉了一圈，眼見竟無一家生火做飯的，蘇軾略顯失望，街道上酒樓販攤也都沒有午飯供應的。
趙煦聽到蘇軾在說話的同時肚子也跟著叫了幾聲，“蘇學士這是餓了嗎？我們不妨到城郊的農家討口飯吃如何？”
蘇軾當然是贊同的，至於周啟沒有話語權，王厚和兩名親隨是便裝打扮本就是護駕的，自然也沒有什麼異議。
一行五六人不一時就出了城門，在城外兩裡許的一處村落停下。
這村落多是茅草屋，也有一部分瓦房，一眼看去有一百來戶，由於將要入冬不是農忙時節，村裡人還是比較多的。
多數的封建王朝正式的建制一般都是到縣，縣以下的鄉里基本沒有法定意義上的朝廷官員，多是由本地鄉紳充當。這也就是所謂的皇權不下縣。
大宋最初本以里正與戶長、鄉書手共同課督賦稅，鄉書手是鄉中協助里正辦理文書的人，算是鄉野間的讀書人。
後來權責集中，改為里正衙前，由其職掌官物的押運和供應，負賠償損失和彌補短缺等責任。也因如此這個里正衙前往往會破產。
熙寧變法推行之後，募役法和保甲法的執行，鄉里結構又出變化。募役法又稱免役法，募役法的頒佈使得原來必須輪流充役的百姓可以選擇以交錢代替服徭役。然後由官府出錢僱人充役。
這就使里正衙前避免了因官物押運而破產，同時保甲法推行之後，里正的職權也基本被分走了。
保甲法規定各地鄉里住戶，不論主戶或客戶，每十戶組成一保，五保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凡家有兩丁以上者，出一人為保丁。農閒集合訓練，夜間輪差巡查，維持地方治安。
如此，縣以下的鄉里實際上就是都保制了。即便是王安石罷相，熙寧變法失敗之後，都保制實際上還是被保留了下來。
原因很簡單，大宋的民變實在太多了，都保制可以“寓兵於農”，“以家聯保，以丁聯兵”，在能很大程度上應對突發民變，同時可以幫朝廷節省很大一部分開支。
眼下他們跟前這個村落名喚石碣村，村裡的保丁這時正被保長帶著訓練，不過一眼看去就知道十分敷衍，說是訓練不如說是在聊天放羊。
趙煦一行人的出現，引起了那些保丁的注意，甚至是警覺，因為王厚和兩名侍衛雖是便裝卻帶著佩刀。
保長是一位大漢，三十多歲的樣子，他帶著四五人迎了上來。
王厚側身擋在趙煦身前，其他兩侍衛也從左右兩側護住側翼，便是周啟也擋住保丁和官家之間。
只有蘇軾並沒有放心上，反而上前自稱洛陽河南府的屬官，護送上官家屬去汴梁任職，一路飢渴想進村討口飯吃。只是三兩句簡單的溝通，對面直接就放下了手裡的民間武器，讓開一條路來，甚至保長都趕忙拱手行禮，並親自帶路往自家去了。
當然，這並不是鄉里之間百姓純良，容易哄騙。只是這蘇學士大儒風範豈是浪圖虛名？一望之下這必然是飽學之士。
別說自稱是河南府屬官，就是冒充西京知府也能讓人有幾分信服。
幾人穿過村落前的小巷，來到一株大槐樹下的院子前，這裡就是保長的家了。
這保長自稱王良，家裡有三個孩子大的七八歲，小的只有三四歲。他進了院子就喊自家妻子忙去生火造飯，家裡來了貴客。
王良的妻子是標準的農家婦人，十分勤快，聞言不由分說就忙活去了。
趙煦看了一眼被王良妻子放在一邊的三四孩子，卻是一邊抱著孩子，一邊與想與王良聊聊村裡的近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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