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到保羅·雅內的質問，萊昂納爾反而鬆了一口氣。
這個問題屬於典型的“技術性問題”，不涉及到對作品與作家的道德審判。
萊昂納爾索性也不重新坐回座位，而是面向教授們與雨果矗立著，用一種輕快的語調回答了問題：“雅內教授，亞里士多德的《詩學》無疑是偉大的基石。
但小說，尤其是反應現代生活的小說，其‘情節’的張力是否只能存在於激烈的外部衝突？”
其實在19世紀中葉，歐洲小說就已經出現了淡化情節的傾向，尤其是「浪漫主義」被大部分一流作家普遍摒棄以後，文學觀念從“故事為王”逐漸轉向“人物為本”、“環境決定論”與“心理剖析”。
像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雖然核心情節是“婚外戀”，但在敘述上非常平淡，甚至有些“反高潮”。
屠格涅夫的《貴族之家》中的愛情並無跌宕起伏，主角拉夫列茨基和麗莎的情感故事最後甚至未成正果。
保羅·雅內的提問不是質疑，更像是給萊昂納爾一個展現自我的機會。
萊昂納爾當然不會放過：“老衛兵的生命，其悲劇性不在於一次戲劇性的決鬥或陰謀，而在於日復一日的、緩慢的‘凌遲’——
哦，這是一種源自遙遠東方的古老刑法，行刑者會用小刀將受刑者的皮肉一片一片地割下來，最多要割上三千刀，持續三天時間。
而在整個過程中，受刑者都是清醒的，他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肉體正一寸一寸走向支離破碎……”
萊昂納爾的話沒有說完，現場就有教授發出了低聲的乾嘔。
對於法國人來說，已經習慣了斷頭臺上的乾脆利落，中世紀那些與“凌遲”相似的刑法早已經成為塵封的記憶，萊昂納爾的解釋喚醒了他們內心的恐懼。
加斯東·布瓦謝連忙提醒：“好了，關於‘凌遲’我們已經瞭解了，繼續說‘老衛兵’吧。”
萊昂納爾識趣地回到了主題：“對老衛兵來說，‘凌遲’就是尊嚴的消磨、記憶的褪色，還有被法國——那個被他熱愛了一生、奉獻了一生的法蘭西——一點點拋棄的過程。
那些‘碎片化’的場景——每一次鬨笑，每一次關於‘戰利品’的爭辯，每一次試圖教會小夥計處理獵物——甚至他排出9個蘇硬幣的動作，都是割在他靈魂上一刀。”
萊昂納爾的話讓所有人不寒而慄。
身為社會上流階層的索邦教授們，大多出身經濟狀況良好的家庭，每年領著至少8000法郎的薪酬，每晚出沒於貴族、富商的沙龍，有至少一處消暑的別墅，也至少養著一個情人……
他們或許對底層人民抱有很深切的同情，瞭解窮人過的日子，甚至會為他們的權利在報紙上或者國會中高聲疾呼。
但他們不能體會像“老衛兵”這樣深陷泥潭，最終在沉默中毀滅的流逝過程。
“有意思，我剛剛只是覺得《老衛兵》是一篇出色的作品，但沒有想到經過你的解釋以後，它竟然還能挖掘出更深的內涵。”一個留著大八字鬍子、下頜也被濃密的短鬚覆蓋的中年人說話了。
他臉頰清瘦、目光深邃，有一種優雅而含蓄的氣質。
加斯東·布瓦謝連忙道：“馬拉美先生，這是我們索邦內部的問詢會，您可以旁聽，但是……”
“我不參與評斷，但這位叫做萊昂納爾的同學對《老衛兵》的闡述讓我心動了，可以允許我接著他的話，多說兩句嗎？”馬拉美的聲音帶著一種說不出的慵懶與淡淡的戲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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