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竟他如果真的那麼聰明，為什麼只聽懂三四分呢？
只是他確實不知，他能在這片刻之間就有所領悟已經很了不起了。
其他士子，乃至一旁的大儒都是若有所思，但卻找不到頭緒。
幸而諸葛亮沒有司馬懿那麼重的偶像包袱，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他再次躬身一禮，頗為慚愧道：“弟子愚魯，還請先生開釋！”
魏哲想了想當即換一個角度解釋道：
“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這句話其實很好理解：知道了卻做不到，那隻能證明你知道的不夠多。
知道的不夠多，其實也就是不知道。
正如我們聽過很多人生哲理，卻依舊過不好這一生！以諸葛亮的智慧也不難理解這句話，略作沉吟便輕輕點了點頭。
魏哲見狀方才繼續耐心道：“老農憑先人口口相傳，天長日久而懂稼穡。”
“因其知稼穡，故必然能春耕秋收，此乃天理也。”
“若有一人學富五車，自言精通稼穡，然所植田畝顆粒無收，此不能為知。”
“老農縱然不識一字，然於稼穡之道亦是【已知】也。”
“正如你已經聽了聖人之道，卻沒法立刻踐行聖人之道，這便是【未知】。”
說到這裡，魏哲總結道：“未有先知而後行，亦未有先行而後知。”
“知行一體，不可分離。”
見魏哲這麼一說，諸葛亮終於恍然。
至於其他儒生甭管有沒有真的聽懂，此刻都似懂非懂的連連頷首。
然而當諸葛亮坐下之後，還不等下一個學子提問，一旁的周瑜忍不住道：
“若已格物致知，其後又當如何呢？”
說罷他頓覺失言，當即一臉歉意的請罪道：“卑職一時沉迷，魯莽失言，還請殿下降罪。”
“無妨！”魏哲只是隨意一笑。
他既然讓周瑜隨侍左右，自然也有提拔培養之意。
於是魏哲不但不怪罪，反而回答起周瑜的問題：“既已格物致知，其後自當實事求是，量知為用，各盡其能。”
而周瑜見魏哲沒有怪罪，便大著膽子繼續提問道：“那我等又該如何實事求是，量知為用呢？”
這回魏哲沉默的時間就比較久了，忍不住皺眉思量起來，但眾人卻不敢催促。
此時此刻，即便是盧植、鄭玄等人都不得不承認魏哲的儒學水平。
或許在廣博方面魏哲比不上他們，但在思想深度方面魏哲已經是先行者了。
而魏哲之所以思量了這麼長時間倒不是被問住了，而是不知該怎麼回答更好。
他剛才所言雖然借鑑了“心學”的部分理論，可他並不是真要用“心學”。
實際上他這些年並不只是單純讀經，而是在尋找一個適合當下的學說。
幸而十年下來他終於有了些許成果。
那便是——實學！眼下與其說是他在解讀《大學》，不如說是他在用《大學》註解“實學”。
關於“實學”，其實與“理學”一樣起源於南宋。
當時以大儒陳亮為首的永康事功學派，批判空談道德，倡“義利雙行，王霸並用”，因此與朱熹、二程的“理學”水火不容，爭論不斷。
只可惜最終還是朱熹笑到最後，“永康事功學派”自此沒落數百年。
直到明朝中晚期，由於天下日漸衰敗，天下有識之士開始尋求救國之道。
其中海南大儒丘濬受永康事功學派啟發，方才開創“實學”一脈。
丘濬與陳亮不同，他雖被人稱為當代通儒，可同樣有大量的政治實踐經驗。
其人歷事景泰、天順、成化、弘治四朝，先後出任翰林院學士、國子監祭酒、禮部尚書、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英殿大學士等職。
並且在當了六年大明首輔之後，年邁的丘濬才遺憾的在任上去世。
也正是因為他的特殊經歷，導致他的儒家學說格外注重“經世致用之學”。
比如丘濬就曾經在所著的《大學衍義補》的第二十七卷《制國用銅楮之幣》中特地寫道——世間之物雖生於天地，然而皆必資以人力，而後能成其用。其體有大小精粗，其功力有淺深，是故其價有多少。
無獨有偶，兩百年後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威廉·配第也提出了“勞動決定商品價值”的相似觀點。
並且丘濬尤其注重經濟之道，一直嘗試建立以白銀為基礎，銀、錢、鈔三位本位制貨幣體制的模式，可惜受當時朝局影響，始終未能實現。
不過自丘濬之後實學對大明朝的精英知識分子的影響漸大。
或許正是因為這一點，導致“實學”不如晚出現幾十年的“心學”流行，也不如“心學”那麼老少皆宜，通俗易懂，能入門且領悟的都是少數人。
丘濬死後明代實學便分裂為兩大學派：
即：明體適用派、王霸並用派。
其中明體適用派主張恢復儒學“內聖外王”的精神，強調“學仕合一”，其代表人物有丘濬、呂坤、謝肇淛、陸世儀，顧炎武、李顒等。
而王霸並用派也可稱之為“義利雙行”派。
這一派主張復興先秦的諸子學說，對管子、韓子、老子、莊子、墨子等都有所稱頌，尤其是吸收了管、商的“功利”學說，不諱言“富強”，以“富國強兵”作為一生追求的終極目標。
其代表人物有張居正、海瑞、焦竑、徐光啟。
但無論是哪個派別，明代實學統一都摒棄“八股之習”與“道學之習”，這是明代實學思想家所共同針砭的目標，往往稱之為“俗學”，以與自己所提倡的“實學”相別。
他們講究“實用”，提倡“實學”、“實行”、“實政”，主張“實心”任事。他們拋棄道學家遊談無根的陋習，更多地注意那些有關國計民生的事情，諸如農田、水利、河漕、鹽法等等。
只可惜實學的影響力還是太弱，僅靠一兩個大臣依舊無法改變局勢，沒有皇帝的支援與堅定的推動，實學的思想也沒辦法像朱熹的“理學”一樣成為官學普及。
故此當明朝滅亡之後，實學僅僅只剩下顧炎武、朱舜水、黃宗羲、王夫之、顏元等人苟延殘喘，並且由於南明內鬥不斷，徹底迴天乏力。
結果歷代實學先賢不斷探索得來的經驗，以及他們從明朝滅亡中得到的慘痛教訓，竟然隨著朱舜水東渡，在這個島國傳承下來，為日本所吸收。
唉，世事無常，每每思之都讓人不由扼腕嘆息！當然，眼下魏哲倒沒必要為那不知道還會不會存在明朝感慨。
對於魏哲而言，當下他亟需的是“實學”的精神！
是那種~實用、實學、實行、實政，主張“實心任事”的實事求是之精神！尤其是以張居正為代表的“義利雙行”派，正合魏哲心意。
畢竟如今距離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還不到三百年，先秦的諸子學說還不像後世那麼式微，在民間尚有許多傳承，社會上也沒有形成後世那麼深刻的儒家烙印，對管子、韓子、老子、莊子、墨子等學還能大致保持一定的客觀。
而這種開放的治學態度，正是魏哲所需要。
於是魏哲思量再三之後，當即以王朗與陳紀的辯經為例子，針對荊州宋忠的批判進行剖析，將他方才在藏經室中關於“義利之辨”的論調重複了一遍。從“義利雙行”為切入點，告訴周瑜什麼叫做“實事求是”，什麼叫做“量知為用”。
“若為公義故，君子當不諱言利。”
當魏哲話音落下，周瑜自然不用多說，當場受益匪淺。
但更震驚的還是其他第一次聽說這些見解的儒生們。
“以公利定公義，以私利定私義”之言，當場好似黃鐘大呂一般，讓他們身心舒爽，豁然開朗。
以往覺得疑惑之處，此刻瞬間感覺都有解釋了。
而當他們意識到這一點之後，好不容易平復的心神頓時再度震盪。
因為連“義利之辨”都能解答，這無疑說明魏哲的學說是真的成立的。
如此一來，豈不說明魏哲關於“由凡入聖”的言論真的有機會實現？
一念至此，在場的無論是士子還是大儒看向魏哲的眼神都瞬間變得火熱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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