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的幾天，何忠良和陳老先生一起，秘密聯絡了十多位愛國文人。
這些人中有大學教授、有報社記者、有詩人作家，他們雖然身份不同，但都有著一顆愛國的心。
何忠良將他們召集到一個隱蔽的地方，召開了一次秘密會議。
在會上，何忠良詳細地介紹了日本人的文化活動計劃，然後和大家一起商量對策。
“日本人搞的那個《華日親善》劇目，簡直是胡說八道！”一位大學教授憤怒地說，“我們必須想辦法讓更多的人知道他們的真面目。”
“對！我們可以在報紙上發表文章，揭露他們的陰謀。”一位報社記者提議。
“可是現在的報紙都被日本人控制了，我們的文章怎麼發表出去？”有人提出了疑問。
“我們可以自己印一些傳單，在大街小巷散發。”一位詩人建議。
大家七嘴八舌地討論著，最後制定了一個詳細的計劃：
一方面，由報社記者和大學教授撰寫揭露日本人文化侵略陰謀的文章，設法在一些地下刊物上發表，另一方面，由詩人和作家創作一些愛國詩歌和小說，透過各種渠道傳播出去。同時，大家還準備在日本人舉辦文化活動的現場，採取一些“小動作”，比如散發傳單、製造混亂等，破壞活動的進行。
三天後，何忠良下班，回到同仁裡，程沐嵐正在窗邊擦拭手槍，陽光透過槍管，在她臉上投下幽藍的光斑。
“先生，楊淑慧的貼身女傭是蘇北同鄉，我已用半塊金條買通。”她頭也不抬地說道，“楊淑慧每天下午三點在公館後花園喝茶，你可以借送‘文化復興委員會’檔案的名義去見她。”
何忠良將錦盒放在桌上，把兩次密談的內容說了一遍。
程沐嵐拿起羊脂玉印章，對著光看了看：“這東西確實能打動楊淑慧，她最愛收集文玩。但松井健的倉庫守衛森嚴，就算周府海出面，我們怎麼趁機拿到生化武器資料？”
“這就要看你的‘演技’了。”何忠良走到地圖前，用紅筆圈出西郊倉庫，“你陪楊淑慧去倉庫‘驗貨’，我趁亂潛入資料室。老周在上海新弄了批微型膠捲，我會想辦法把資料拍下來。”
“那珠寶呢？真要幫軍統拿回來？”程沐嵐的語氣帶著不屑。
“當然要拿。”何忠良轉過身，眼神閃爍，“但要讓它‘意外’丟失一部分。比如那支翡翠翎管，就說是在轉移時被抗日分子搶走，這樣既能交差，又能給松井健潑髒水，讓日本人內部起疑心。”
兩人正商議細節，窗外突然傳來梆子聲，是賣桂花糖芋苗的小販。
程沐嵐立刻起身關窗，何忠良則從書架後取出發報機，戴上耳機。
“嘀嘀嗒嗒——”
耳機裡傳來老周特有的急促電碼，翻譯出來是：“重慶方面催促珠寶事宜，已告知楊淑慧願以私印為酬。另，延安方面讚賞破壞詩會計劃，需注意保護‘鐵血鋤奸團’聯絡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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